k8凯发国际寻访“两弹一星”亲历者 “该我们办的事儿我们办了，靠你们了！”——访原221基地环境实验室主任、高级工程师刘书鹤

　　60年后，83岁的刘书鹤仍记得当年在青海金银滩草原上种树的艰难。那里地处高原，年均气温在零摄氏度以下，种树是“年年种，年年死”。

　　“一年青，二年黄，三年就当劈柴棒”，刘书鹤记得，后来大家发现在暖气管道附近挖沟，填上半米厚的牛粪羊粪，才能种活几棵杨树。

　　就是在这树木难以存活的地方，他这一代人像野草一样扎下根来，建起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221基地，制造出让中国“挺起腰杆儿”的和氢弹。

　　当时，中国集结了精锐的青年技术人员来“草原大会战”，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无线电工程系的年轻人刘书鹤是其中一个。

　　今年8月底，受邀赴青海参加第一颗爆炸成功60周年纪念活动时，刘书鹤坐着轮椅回到当年的厂区，这位老人想起，58年前视察基地那天，他就在夹道欢迎的人群里。

　　他在221基地担任过技术部的环境实验室主任。“从我们221基地出来的装备，所碰到的气候环境和各种运输、飞行动态环境等，都要做试验，完成后才能交付给部队使用。”他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解释。

　　刘书鹤工作的设计部，在221基地标志性的105大楼。20世纪60年代，这里有“西北第一高楼”之称，当时就有了一部电梯。刘书鹤记得，那些顶级科学家的办公室在顶楼，因此大楼里群星闪耀。多年后，好几位科学家的名字都刻在“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上：王淦昌、郭永怀、彭桓武、邓稼先、朱光亚……

　　不过，刘书鹤没去过顶楼的办公室。因为保密制度，在这里，不同办公室的人互不串门。

　　60年前的很多物事已不复存在，可有些东西又永远地留在了那里。近几年，当地努力根据刘书鹤这代人的回忆，试图复原过去的厂区。

　　当年，刘书鹤和3名大学同班同学的“报到证”上写着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报到地点在青海省西宁市。去“国家保密单位”工作，他们觉得自豪，决心去大西北“大干一场”。

　　恶劣的条件已经等在他们前面——报到后，每人领到了221基地标配“四大件”：一顶皮帽子、一双翻毛棉皮鞋、一床毛毡和一件蓝色棉大衣。

　　到西宁一个月后，一天晚上，广播里传来中国第一颗爆炸成功的消息。当时举国欢腾，有人走上街头庆祝，而驻扎在西宁杨家庄的这些大学生接到通知，不许出门、没有聚会，只在驻地出了一期有关的黑板报。

　　谁也不问、谁也不说，这源于他们的入职第一课——保密教育。保密课上，800多名新人同时举起右手对着《保密守则》宣了誓。

　　那天晚上，刘书鹤心中已有些明白——这就是我要奉献终生的事业，这里，就是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高寒缺氧的金银滩很快就给了这些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一个下马威。他们坐上铁皮闷罐车，被送往高原上的生产部进行劳动锻炼。

　　刚拉开铁皮车门，飞沙走石，吹得大家直不起腰、睁不开眼。好不容易来到宿舍楼，搬行李时又发现由于高原反应，呼吸困难，没了力气。

　　这些大学生已经享受了221基地最高级别的待遇。为了让技术人员能有较好的条件，第九研究设计院的领导李觉、吴际霖等人主动迁到帐篷里居住。很多工人师傅常年住在“干打垒”，一种半地下窝棚。

　　来到基地，刘书鹤最先学会的就是，这里的人和事，建筑和工号，都用代号和暗语。

　　一本签发于1965年11月的工作证上，不同数字标记着刘书鹤当时的身份：“105”表示他工作的105大楼；“402”是四厂区402试验室的代号，他在那里做环境试验。证件上没有印代码的地方，不允许进入。

　　刘书鹤记得，和氢弹都是基地里最忌讳的名词，大家不会主动提起“弹”这个字。它们被称为“产品”，每个产品有不同的代号。

　　第一颗送去试验时，前后方通信联络还用了密语。那颗球形叫“老邱”，也被称为“邱小姐”，因为装配叫“穿衣”，插接雷管称为“梳辫子”。人们对它寄予美好想象：一位美丽的邱小姐，坐到梳妆台前，正在梳辫子，很快要出嫁了。

　　仅让“邱小姐”出嫁还不够。第一颗是在高塔上静态引爆的，不能算真正的武器。当时有外国媒体称，中国是“有弹无枪”。

　　刘书鹤说，要使真正成为进攻型核武器，必须要用运载工具比如飞机、导弹、潜艇等，把它投到预定目标，才是真正的战斗力。

　　“邱小姐”出嫁一个月后，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提出了中国核武器研制“三级跳”的设想，刘书鹤一来就赶上“二级跳”攻坚时期，要实现1966年和导弹“两弹”结合试验。

　　第一次见到导弹核弹头时他惊呆了。他以前只见过手榴弹和炮弹，当这个大家伙从图纸里“站”到眼前时，他感到震撼。他记得，弹头的壳体玻璃钢表面不太光滑，但在光照下依旧闪着宝石绿的光芒。

　　核弹头的战力，会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温度和气压，日晒和雨淋，震动和静电，甚至动物和霉菌……大大小小的因素会对它的性能产生多大的影响，这是刘书鹤他们需要弄清的问题。

　　冬天，他们到东北大兴安岭、海拉尔等地做低温试验，在零下45摄氏度的环境里跟着导弹一起挨冻；夏天他们拉着弹头跑去武汉、去云南追高温，热得工作服拧出汗水。有人形容，他们是“刚进广寒宫，又来追太阳”。

　　后来，“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带领他们设计建设了国内第一个、性能也最好的大型气候模拟实验室。刘书鹤才结束了东奔西跑做试验的日子。

　　“郭永怀最关心环境试验。”刘书鹤记得，郭永怀对这些年轻人说，自己也不是学这个专业的，都要从头学。

　　“环境试验要求一专多能，大学毕业后，我又自学了40多门学科（知识）。”刘书鹤说，他至今保存着跨专业苦学的旧书本。

　　与不同型号的武器装备打交道，做环境试验往往面临着双重危险：炸药和核辐射。

　　刘书鹤做试验的221基地四厂区，每个工号都有厚厚的土围子，这样一旦发生爆炸，可以保护建筑和人员。

　　那是一次新的氢弹小型化的核试验，一种国产新型飞机执行投弹，这是该机型第一次执行核试验任务。

　　刘书鹤和同事负责核武器的恒温系统，就是“保证它在响之前的温度”。他早早等在马兰机场，在机场的保温厂房分解好保温弹衣，把核弹交给空军地勤人员。

　　周恩来等在北京办公室电话旁。在现场领导这次试验的是日后的“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

　　这是第一次尝试采用“甩投”方式投弹，为此，飞行员杨国祥做过上百次试飞。每一次，刘书鹤等人都要在场，“目送飞机起飞，一直到视线尽头，这是规矩”。

　　据他回忆，为了实现武器小型化，飞机进行了改装，挂在飞机上的这颗氢弹并没有被完全包住，“还露了肚皮”，需要做临时的保温措施，这就要对飞机的保温系统进行测试。其他测试还包括振动、冲击、离心等，全部过关才行。

　　他记得，那年12月“老下雪”。真弹试验那天，杨国祥尝试了3次甩投，竟然都没成功。千钧一发之际，周总理直接从北京跟他通了话，批准他带弹着陆。

　　可当时，他并不知情，看到飞机返回，还以为试验结束。按照惯例，他和同事们准备好了大红纸写的感谢信，等在停机坪。飞机停在塔台旁边，杨国祥跳下飞机警告他们：“别靠近，弹还在机上。”

　　朱光亚一直等在那里，坚持要看到飞机带弹着陆。按照要求，他本应跟别人一起，撤到地下去指挥。机场的其他飞机都已转场。“我很敬佩他。”刘书鹤说。

　　“辛苦也辛苦，有意思也有意思。”刘书鹤多年后感慨。正如“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所说，曾经以为是艰难困苦的关头，却成了中国人干得最欢、最带劲、最舒坦的黄金时代。

　　来到金银滩那年，刘书鹤23岁，和很多年轻人一起，跟着那些大专家“学了很多本事”。

　　“老专家让我受益匪浅。”他说，“老专家亲自指导你看哪本书，你做完试验后你就有经验了，你就说了算了”，慢慢地，“就成了‘小专家’了”。

　　郭永怀给这些年轻人上过课；被他们喊做“王老头”的王淦昌会提醒他们注意安全防护；他们跟邓稼先和陈能宽一起讨论过核弹头的存储试验。工作之余，邓稼先的房间是年轻人常去的地方，因为他有一台录放机，他们总能在那里看到精彩的电影。

　　那些年，刘书鹤做了很多以前没人做过的事：他做了中国第一个核弹头的储存试验，也曾“带着一发核弹头全国跑”……他获得过国家科技奖项，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但他说，那是千万人的事业，每个人最多是青海湖里的一滴水、金银滩上的一棵草。

　　晚年，刘书鹤把过去的一些经历记下来，写成一本书，为书名费了不少脑筋。他的妻子马秀芳也是221人，她的意见起了决定性作用。书名就叫——《两弹中的年轻人》。他们想让今天的年轻人知道当年那一代年轻人的状态。

　　“我想跟年轻人说点儿话。”受访时，刘书鹤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他挺起腰说：“我们这代人，该我们办的事儿我们办了……我们终身无悔。如果还有这样的选择，我们还像60年前那样，听到召唤，还去！”

　　他没做一点停顿，一口气对记者说：“我这个接力棒要交了！我希望当代的年轻人要学习、弘扬和传承‘两弹一星’精神，把这个接力棒接过去……我相信你们这代年轻人，在新时代也会像我们一样，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你们的才智。靠你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