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凯发天生赢家1955年10月16日，星期日，一个很普通的日子。可是，对于江苏省松江专区公安处赴长春出差的便衣警察李奉元、倪尧祥来说，这一天却让他们终生难忘，因为，他们的佩枪竟然被人抢走了！
当时的长春，刚被定为全国十个省辖大市之一，下辖长春、头道沟、南关、朝阳、二道河子、宽城子、兴隆山、大屯、范家店、净月十个区（后四个是农村区）。李、倪是头一天晚间抵达长春的。松江公安处承办的一起案件中，七个涉案对象的二十多名证明人都在东北，分布于五个城市，长春是其中之一，共有五个证明人。李、倪奉命前来外调。
16日当天的调查比较顺利，李奉元、倪尧祥按图索骥找上门去，一连三个证人都是一找一个准儿。但那时的交通条件不方便，他们也没有办案车辆，出行要么坐公交，要么靠两条腿，三处地方奔波下来，一天也就过去了，剩下的两个证人只好明天再说。傍晚，两人回到下榻的“友好旅馆”，泡了茶，拿出路上买的煎饼和卤牛肉作为晚餐。这时，响起了轻轻的叩门声。
李奉元去应门，门外站着一个二十六七岁的青年，个头儿不高，一张胖脸白白净净，穿着一件左胸印着“友好”字样的蓝褂子——这是这家旅馆的工作服，说话声音透着一丁点儿尖细，自我介绍姓樊，是旅馆的副经理。李奉元、倪尧祥办理入住登记手续时曾向前台服务员了解过，知道这是一家刚刚公私合营的企业，经理姓彭，是公方代表；副经理叫樊寿柏，是资方代表。樊寿柏的父亲樊应坤就是这家旅馆的创办人，已经快六十岁了。公私合营时樊老板提出提早退休，让儿子接班。根据政策，这个二十六岁的小伙子就成了旅馆副经理。现在，樊寿柏登门拜访，李奉元不疑有他，当即把他让进屋里。
樊寿柏跟两位警察说，自己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今天他值夜班，这会儿刚上班，问二人对旅馆的服务是否满意，欢迎提出宝贵意见，云云。李、倪二人自是说没有意见。樊寿柏接着说，自己长这么大，还没去过江南，从旅客登记簿上得知二位同志来自松江，就冒昧前来打扰，听听他们说说那边的风土人情。李、倪二人对对方的身份确信不疑，没有往其他方面想，便随口聊了起来。正聊着，走廊里传来脚步声，有人在门口喊：“樊经理？”
樊寿柏应声开门，几乎是同时，旋风似的窜进来四个男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分别扑向李奉元和倪尧祥。樊寿柏则迅速把房门关闭，扣上门锁保险。李奉元刚刚从公安学校毕业，虽然受过一些擒拿格斗训练，但公安学校的目标并非培养散打运动员，他那手本领不过三脚猫水平，对付寻常小贼还可以，猝不及防之下被两条大汉夹攻，很快就被打趴下了。倪尧祥倒是当过兵的，在朝鲜战场上跟外国兵肉搏过，搏斗经验丰富，因此，对付他的那两个男子不但占不了上风，其中一个还被他一拳砸倒。另一个倏地拔出了匕首，倪尧祥稍一愣怔，立即把手伸向怀间掏枪，却被樊寿柏从后面扑倒。那个倒地的家伙也爬起来了，三人一起动手，将倪尧祥制伏。
五名歹徒夺走了李奉元、倪尧祥的手枪，撕开床单把两人手足捆绑、嘴巴塞住。临走时，樊寿柏脱下了身上的那件蓝褂子扔在地上。歹徒离开后，倪尧祥滚到门口，听见外面有人走过，遂以头撞门示警。终于，有旅客唤来前台服务员。服务员用钥匙开了门，见状大惊，立即报警。
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分局值班副局长郭鼎率刑警赶到“友好旅馆”。郭鼎在旅馆遇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旅馆副经理樊寿柏。小樊上前两步一把抓住郭鼎的手紧紧握住，急得脸都变色了：“郭局长，您一定得破了这个案子，还我清白！”
郭鼎这时只知道有两位入住该旅馆的外地同行遭到抢劫，还不知道作案经过，自是觉得没头没脑。待到樊寿柏说明案犯冒充他作案的情况，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刑警勘查现场时，郭鼎和警校实习生小朱在另一个房间跟两个受害同行见面。李奉元、倪尧祥都是刑警，了解这一行的做法，作陈述时要言不烦，这使做笔录的小朱还不至于手忙脚乱。
郭鼎来自山东老区，从事公安工作已有九个年头，经验丰富，思维敏捷。听了两个江南同行的陈述后，立刻下令封锁旅馆，所有人员只进不出，同时让樊寿柏写出不当班的其他旅馆员工的姓名、住址，分别给其所在地管段派出所去电，要求派出所协助通知这些员工立刻来旅馆集中，不得延误。这时，刑警已经完成了现场勘查，情况并不乐观。有价值的发现只有从现场提取到的几枚指纹，是否与此案有关，那还要等待市局的技术鉴定。
被抢劫的是两支手枪，而且案犯作案时对受害人身上的钱包、手表等财物不屑一顾，显然说明他们准备用抢劫到的手枪进行更为严重的犯罪。考虑到这一点，郭鼎立刻给市局总值班负责人打电话报告了情况。
长春市公安局对该案甚为重视，指派市局刑侦处的莫铁星科长前来指导侦查。莫科长向郭鼎传达了市局领导及南关分局刘局长的指示，立刻组建专案组对该案进行侦查，力争尽快破获案件，抓获案犯，追回被劫手枪。专案组长由郭鼎担任，另几名成员包括南关分局随郭鼎出现场的刑警关思和、腾海飞、夏初秋和莫铁星带来的助手、市局刑警张斯勇，莫铁星不任职务——这意思其实就是代表市局前来督办该案的。
接着，郭鼎和莫铁星就该案情况交换意见，认为眼下需要弄清楚以下几点——是否有旅馆员工或者其他旅客看到过这两拨案犯（假樊寿柏和稍后进入现场的四个）？案犯是通过什么途径获知李、倪二人身份以及他们随身携带了手枪这些信息的？案犯怎么知道旅馆副经理樊寿柏当晚值班，那个冒充樊寿柏的案犯是否跟旅馆某个员工有关系？假樊寿柏所穿的那件印有“友好旅馆”字样的工作服是从哪里获取的？
不当班的员工接到派出所的通知，陆陆续续赶到旅馆。包括莫铁星在内的六名专案组成员分别向员工和旅客了解上述情况。“友好旅馆”连同正副经理在内一共有十七名员工，当天下榻的旅客有四十八人，刑警找这些对象一个个聊下来，还是要费一些时间的。等到全部谈完，已经是晚上九点过后了，汇总情况如下——
“友好旅馆”是一幢二层楼房，前面有一个院子，供旅客散步和晾晒棉被、衣物。院门的位置跟寻常建筑物不同，开在院子的左角，进门后沿着左侧围墙穿过院子，就是旅馆客房楼的大门，入内即是前台。但这并不是客房楼唯一的进出口，在楼房另一侧尽头也有一道大门，同样可以出入。当初这样设计可能是出于旅客进出方便，但也给歹人混入旅馆提供了便利。
据前台当值的服务员郝秋水说，她下午五点接班后一直待在柜上，一刻也没有离开过，除了住宿的旅客，没有其他人进来过。而据旅客王某、程某反映，他俩傍晚从外面回来时，看见一个胖子青年背着手在院子里溜达，穿一套藏青色卡其布中山装，头上戴着一顶黑色呢便帽——这身装束，正是那个假樊寿柏作案时的穿着，只不过上衣外面套了一件蓝色旅馆工作服。至于后面四个案犯是怎样进来的，则没有人看到。不过，案犯逃离现场时倒是有不止一人看见，都说是从右侧楼门出去的，步履匆匆的样子，但并没有人跟作案联系起来。
旅馆里包括樊寿柏本人在内的全部员工都说并不认识那五个案犯，也未向其他人透露过旅馆内部或者旅客的信息，更没有人向他们打听过此类信息。至于假樊寿柏作案时穿的那件旅馆工作服，经辨认是旅馆服务员老秦的。他今天轮休，昨天下班前把工作服洗了晾在院子里，准备第二天上班时穿的，没想到被假樊寿柏拿来当道具了。但刑警估计这应该不是什么顺手牵羊的动作，而是事先策划好的一个环节，否则潜入现场后没有工作服穿怎么办？抢劫对象是公安人员，假樊寿柏没穿工作服就直接叩门进去，光凭一张嘴蒙得了人家吗？
这时，“友好旅馆”的上级单位南关区饮食服务公司值班领导接到报告后赶来了。领导姓赵，不久前刚从部队转业，在区饮食服务公司担任党支部书记。赵书记曾当过侦察兵，尽管跟刑警职业不同，但脑子还是蛮活络的，考虑事情细致周到。听刑警简单介绍过案情，他分析说，案犯获取相关信息应该有两条渠道，一条是从旅馆这边获取，另一条是松江那边有人跟两位外调人员过不去，或者是想阻挠调查什么的，就一路跟踪过来，弄清楚他们下榻在“友好旅馆”后，雇佣长春当地人对他们下手。武器是军人的生命，公安人员虽然不是军人，但丢失武器乃是大事儿，回去是要受处分的。所以，这会不会是松江那边的犯罪分子针对二位外调人员作的案？
回到分局，专案组六人对侦察兵出身的区饮食公司赵书记的猜测进行了讨论，即松江当地的不法分子指使长春这边的案犯对李奉元、倪尧祥实施抢劫，最后一致排除了这种可能。此时距长春解放已经七个年头，社会治安日趋良好，成帮成伙的刑事犯罪分子基本绝迹；即便有某个公安机关尚未掌握的团伙正在酝酿出笼，距长春数千公里之遥的江苏松江的不法分子又怎么会知道？这种可能性不是说绝对没有，但目前来讲，专案组刑警认为还是应该盯着直观的、一想就通的疑点调查。
所谓“直观的、一想就通的疑点”，就是案情分析中大伙儿提出的那些问题，比如，案犯怎么知道李奉元、倪尧祥来自松江公安处？李、倪二位身穿便衣，手枪是掖在怀里的，从松江到长春一路上从未亮出来过，案犯怎么知道他们带着武器？“友好旅馆”的值班安排并不公开张贴，只是由经理每月一次在自己的工作手册上写好后分别通知当班人，同事之间如果互相不打听，也未必知道谁哪天值夜班，可案犯怎么就知道了？等等。
案发次日上午，一干刑警再次前往“友好旅馆”，就上述疑点跟员工一一接触，对昨晚已经询问过的问题进行细化调查。结果，从前台服务员郝秋水那里了解到一个情况。
郝秋水二十出头，其兄郝冬雪原是“友好旅馆”的茶房。1951年，人民政府动员爱国青年保家卫国参军入伍，赴朝打击美国鬼子，二十一岁的郝冬雪参加了志愿军。出征前夕，樊老板特地在旅馆设席为郝冬雪饯行，当众宣布待郝冬雪复员回国时，如果还想在“友好旅馆”干，一定给他留一个岗位。没想到，1953年夏天郝冬雪在朝鲜牺牲了。今年“友好旅馆”酝酿公私合营时，樊老板想起自己当初的承诺，寻思郝冬雪成了烈士，不能回旅馆工作了，但他的家人是不是都有工作呢？于是，郝冬雪的妹妹郝秋水就成了旅馆的一名正式员工。
郝秋水是8月间上班的，到前天刚好两个月。第一个月由老员工带，第二个月就放单飞了。她知道自己上岗时间不长，经验有限，想做好这份服务工作，就要在细心、耐心、和蔼可亲上下功夫。那天她接待李奉元、倪尧祥时，看两人出示的工作证是江苏省松江专区公安处的，知道两人是警察，在登记时便问：“本店有为旅客保存贵重物品的服务，您二位有什么贵重物品需要保存的吗？”见那二位摇头，姑娘又提醒了一句：“你们带枪了吗？手枪也可以保存的。”
李、倪两人被逗乐了，说你这姑娘有趣，手枪是贵重物品不假，但更是武器，哪有把自己的武器交给别人保存的？那还不如不带出来，留在公安处不是最安全？
这话双方说说应该不算什么，问题是，郝秋水回忆下来，当时前台靠墙的那张长木椅子上还坐着另一个旅客。“友好旅馆”有伙房，向旅客提供早中晚三餐，需要用餐的旅客可以在前台买饭票菜票。该旅客就是来买饭菜票的，他过来刚对郝秋水道明来意，李奉元、倪尧祥两人正好进门说要住旅馆。郝秋水要给他们登记，就请那位旅客坐在一边稍候。现在，郝秋水回忆起了这个情节，那位旅客就成为专案组刑警需要特别关注的对象。那么，这人姓什么叫什么？从哪里来的？现在人呢？
郝秋水把旅客住宿登记本拿到柜台上，翻给刑警看：“喏，这页上记着的，他叫柳明贵，吉林省永吉县供销社干部，住口前镇供销社宿舍，是来长春出差的。”
刑警立刻致电永吉县供销社，查询是否有奉派出差长春的柳明贵其人。接电话的人说本单位从未有过这么一个人，问明对方是长春市公安局刑警后，又主动告知了一个情况：一个月前，县供销社办公室遭到撬窃，被窃的物品中有半本空白介绍信，都是盖了公章的。不过，介绍信都有编号，被窃的那些介绍信编号的最后两位数字均是70以后。刑警一翻旅客登记，柳明贵用来住宿的那纸介绍信的编号末二位数字是72，由此断定这家伙所用介绍信是永吉县供销社的失窃物品之一。
接下来就要调查这个叫柳明贵的家伙是否跟抢枪案有关。旅馆方面说，此人在10月14日下午三时许入住，说是来长春出差的，但并没看见他到外面去过，一直待在旅馆里，有时来前台坐坐，跟郝秋水有一句没一句地闲磕牙；或者去旅馆食堂，让大师傅炒上几个菜，邀其一起喝酒聊天。郝秋水曾问过他住下后怎么不出去办事，他说自己的差事需要两个人去办，他在等另一个同事。刑警跟大师傅聊下来，得知柳明贵确实向他貌似随意地打听过旅馆内部的情况，他呢，喝着人家的酒，自然有问必答，但因为酒喝得有点儿多，此刻让他回忆究竟问了些什么答了些什么，他早就想不起来了。
旅客住宿登记本上记载，柳明贵10月14日下午入住，10月16日上午退房离开。当时郝秋水随口问过一句：“您等的同事没来？”对方说已经来了，住在另一家旅馆，让他过去会合，所以他退房了。当天傍晚，“友好旅馆”就发生了抢劫案。据目击几名案犯离开的旅客和服务员反映，柳明贵的体态特征跟其中一个比较相像。
专案组分析，这个团伙一个月前在永吉作案，又利用在永吉的供销社窃得的介绍信掩盖身份，在长春作下了这起案子。目前难以确定的是，这个犯罪团伙究竟是长春的还是永吉的，抑或其他地方的流窜犯。他们在长春抢了两支手枪，警方是没法儿对这类赃物进行布控的，那么，他们在永吉县供销社盗窃了些什么呢？对这些赃物布控，也许会查到线日，刑警关思和、腾海飞奉命前往永吉，对一个月前的那起窃案进行调查。
永吉县公安局刑警队介绍，供销社那起窃案发生于9月17日夜间。那天是星期六，供销社按例留一个干部值班，加上传达室负责看门和收发的钟老头儿，一共两人。供销社设在一所废弃的庙宇内，四周都是二人高的砖砌围墙，进出就是山门。供销社的职能比较单一，一般说来，夜间和节假日轮值的干部比较省事儿，诸如县委县政府下指示调拨抢险救灾物资之类的紧急情况，一年也轮不上一次。所以，干部也好，门房也好，晚上值班就是睡觉，这已经是多年来形成的习惯了。可是，这天晚上却出了事儿。
当晚轮值的是来县里蹲点调研挂职供销社副主任的省商业厅干部宋浩，不过二十多岁，是东北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六点多到岗后，他在传达室跟钟老头儿抽烟喝茶聊了一阵，然后去自己的办公室听收音机。八点半听完喜爱的戏剧节目，把铺盖打开，去外面转了一圈，各处都查看一下，就睡觉了。
睡到下半夜两点多钟，宋浩醒了。不是自然醒的，而是被冷风吹醒的。9月中旬东北的天气，白天气温还比较温和，到了深夜，去户外待着的话，只怕要披件棉衣了。这时候晚上睡觉都得把门窗掩上，不关严不要紧，但敞开着肯定是不行的。宋浩体质比较弱，睡前是把门窗都掩上的，醒来一看房门开着，不禁有些奇怪。再一想更不对了，即使房门打开了，也不至于有冷风吹进来呀，外面走廊两头的门可都是关着的。他越想越不对头，遂起来查看。灯一打开，根本用不着出门他就明白了——屋里进过贼了，办公桌的抽斗都开着呢！
县供销社这次遭窃，整个儿单位上上下下二十多名干部每个人的办公桌抽斗、橱柜门统统被撬，凡是有钱钞、粮票、布票或者其他值钱物件诸如照相机、手表等放在办公室的，一概落入贼手。财务室损失最大，三百多元公款悉数被窃，同时失窃的还有那半本空白介绍信。几枚公章倒是幸免于难，正好县里通知让各单位换公章，白天时统一送往公安局了，否则公章落入贼手，还不知要生出什么事来。
报案后，县公安局刑警队正副队长、指导员悉数出动。根据现场的指纹、脚印判断，案犯至少有三人。其作案方式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在倚靠后围墙而建的食堂伙房的墙壁上打了一个直径五十厘米的洞，钻洞而入，作案后循原路逃离现场。县局刑警将获取的指纹与之前曾被打击过的案犯的指纹进行比对，发现其中一个指纹与一年多前因盗窃、抢劫被判处十年徒刑的流窜犯陈望富相同。县局急电劳改农场，对方告知该犯于两个月前越狱脱逃，农场方面已经进行过一轮追捕，没有发现他的踪迹，既然这厮又犯下了新的罪行，那就烦请永吉县警方将其缉拿归案，到时老账新账一起算。
对方的意思，明显是要“卸肩”，永吉的刑警们哭笑不得。可是没办法，谁让新案子发生在自己这边呢？刑警队派出五名刑警组成专案组，折腾了半个多月，却是毫无收获，连布控赃物也没捞到一丝一毫的线索。这时，永吉县接连发生了两起恶性刑事案件，刑警队人手短缺，县局领导只好决定暂时搁置该案。
关思和、腾海飞返回长春后，立刻把永吉警方提供的陈望富的照片拿到“友好旅馆”，请松江公安处的两名民警辨认，二人一眼就认出，陈望富即是冲进房间的四名案犯之一。与此同时，市局技术室将永吉警方提供的陈望富的指纹与旅馆现场遗留指纹进行比对，确认同一。专案组当即开会研究对策，决定同时采取两个措施，一是对永吉县供销社失窃的财物进行布控，二是发挥“耳目”作用，收集外地来长春作案的流窜分子的情报。
仅仅过了一天，刑警夏初秋的“耳目”就提供了关于陈望富的信息。大约十天前的中午，曾有人看见长春本地一个人称金哥的家伙，请一个道上绰号“黑手”的主儿在“六合楼”吃饭。两人选的位置是这家饭馆二楼角落的一副小座头，点了四个菜、一瓶白酒。夏初秋听着心里一阵激动——根据永吉警方提供的信息，“黑手”正是陈望富的绰号。据说这家伙心毒手黑，下手时毫不留情，不管抢劫、盗窃，都是洗劫一空，不留分文。
要找到“黑手”，先得跟那个金哥接触。专案组随即着手调查金哥其人，接触了若干个经常在社会上混的地痞流氓、黑道分子以及目前因犯事儿被关押在看守所的家伙，竟然收集到三个不同的版本——
其一，说此人姓金，三十来岁，伪满时期曾当过警察，东北解放后坐过牢，刑满释放后无业，生活来源基本是靠那些后出道的小混混儿“孝敬”；其二，说此人以前去过日本，日语说得不错，参加过伪满军队，听说跟日本特务机关也有勾搭，东北解放后被人民政府关了一年多。后来他去深山老林挖棒槌，挖到过几棵高品相的，发了点儿财，以此为本钱跑单帮做起了倒儿爷，把关外的药材、土产贩到关内，又把关内的衣服、收音机、自行车之类贩到关外，据说生意不错；其三，说金哥并不姓金，而是姓崔，曾跟朝鲜族人混过很长一段时间，一口朝鲜话非常流利，还会说日语。之所以称其“金哥”，是因为此人出手阔绰，挥金如土，嗜色如命。至于他的钱钞是从哪里获得的，那就说不清楚了。只知道此人脚踩黑白两道，合法非法的钱都要捞。
各种说法莫衷一是，真假难辨，专案组一时不得要领。但老刑警郭鼎、莫铁星都断言，凡是挥金如土、嗜色如命的家伙，别说在当今新社会了，就是在旧时黑道上也混不长久，所以，这人肯定会栽跟斗，而且栽得很重。正准备进一步查摸时，又有“耳目”报来一个令人吃惊的情况：金哥有手枪！
两天前，头道沟区有个叫袁冬玲的妖娆妞儿，穿着一身时髦服装和两个小姐妹一起逛街，临末进了一家饺子馆。要的水饺刚送上来还没吃时，旁边不知怎么冒出一个乞丐，袁冬玲掏出两分纸币施舍，乞丐没收，只是在旁边擤鼻涕、干呕、吐唾沫。这番连环套做出来，袁冬玲三位哪里还有胃口吃水饺？一个女伴一怒之下，挥手撩了乞丐一记耳光，把水饺倒入泔水桶，三人愤然离去。
不料乞丐是专业水平，他们经得多，早就总结出了一套经验，行乞也有预案。一个乞丐进门行乞，门外还有两个。如若那套把戏有效，弄得袁冬玲三女恶心得起身而去，桌上的三份水饺就是他们的午餐了。但眼下是另一种情况，他们也就随机应变。外面两个乞丐见三女离去，立刻尾随其后。三女去了另一家饮食店吃面条，乞丐没有招惹，在外面耐心等候。吃过面条出门，他们继续跟踪，一直跟到袁冬玲的家门。
认准门头，乞丐开始行动了。好家伙！一下子来了十多人，也就转眼工夫，袁家的大门上已经涂满了粪便污物，臭不可闻。袁冬玲自己还不知道已经着了道儿，听见邻居在外面一阵惊呼，开门出来一看，不由大惊失色。邻居通过居委会报告了管段派出所，户籍警来看了看，知道这是因为得罪了乞丐，但也无可奈何。乞丐一直是城市的顽症痼疾，即便是现在，也没办法根治，何况是六十年前。那年月，别说户籍警了，就是分局治安部门也管不了这种事儿。袁冬玲也知道警察解决不了，遂决定自己想办法，非要出这口恶气不可！
为此，她去找了新结交的男友金哥。金哥长期在道儿上混，对丐帮自是了解。他立刻让人给丐帮捎话，让他们去苦主那里放烟花爆竹赔礼道歉，否则……大家都是道儿上人，后果就不说了。当时长春市区的乞丐人数不算多，也就一二百号，以区为界自然形成六个帮伙，帮伙的老大互相之间有联系，以便遇到大事可以联手行动。现在，长春道儿上有点儿名气的金哥发话了，袁冬玲住处那一片的头道沟丐帮老大有点儿紧张，于是跟其他五个老大通气，商量此事该怎么办，是乖乖就范登门赔礼道歉呢，还是另谋解决方式。诸老大商量下来，决定纠集全市乞丐中能打善斗的主儿，约个时间，跟金哥斗上一回。
诸老大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也是有原因的。他们认为解放已经五六年了，人民政府对金哥这样的黑道势力与对丐帮的处置方式是不同的，前者是打击，抓住了依法惩办，该杀的杀，该判刑的判刑，那是敌我矛盾；后者是劝告、收容、安排出路，反反复复不听的，这才抓进去，但也不送看守所，跟法院监狱更不沾边，而是送农场强制劳动——当时劳教条例尚未颁布，这种劳动名曰学习，其实就是劳教，不过那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文件上写明了的。所以，丐帮诸头领认为金哥不敢为这点儿区区小事真的跟丐帮干起来。
丐帮还是通过那个捎话人把他们的意思传给了金哥，当场得到回音：“行啊，今晚在寺西胡同口大银杏树下见面，你们来几位随便，我就单身赴会。”
当晚，丐帮调集得力人手，一下子集中了三十人，各带匕首、钢管、石灰包之类。赶到约定的地点一看，大家都愣了！金哥还真的是一个人来的，穿着一件毛哔叽黑色夹风衣，头戴黑色礼帽，下着薄呢马裤，足蹬高帮皮靴，俨然一个小开模样，双手插在两侧的衣袋里，若无其事地吹着口哨。这一幕使丐帮诸老大吃惊不小，连忙转头四顾，怀疑这主儿是不是在周围埋伏了大队人马。金哥见他们驻步不前，微笑着招手：“不是来了吗？怎么不过来呢？过来咱唠唠。”
到这当儿，诸老大已是进则不稳，退则不妥。互相使个眼色，示意身后那群跟班留在原地，他们几个才走上前去，来到距金哥三米处时，齐齐站定，但谁也没有开腔。倒是金哥又开腔了：“诸位老大来了，很好，我的话已经捎过去了，想必你们已经明白了我的意思。现在你们带这么多人过来，是想打群架？这就给政府添麻烦了，也是给新社会抹黑，我觉得不妥。这样吧，咱们能不打就不打，一定要动手，那就举手不留情了。不过呢，在这之前，我先给各位看样东西……”
说着，他把插在衣袋里的双手抽出来。五位老大定睛一看，脸色倏变，就像听见有人喊口令似的，齐崭崭地退后一步——对方手里亮出的竟是两把手枪！
五位老大知道这场架打不了了，这边敢动手，对方就敢开枪。枪一响那还了得，那是要死人的！事主头道沟区的丐帮老大关狗儿知道这当儿自己不说话不行了，于是抱拳作揖，说了几句场面话，答应按照金哥的意思办，明儿一定去袁姑娘府上放鞭炮赔礼道歉。
这条情报使专案组众刑警吃惊不小。难道那两支被抢的手枪在金哥手里？十来天前金哥在“六合楼”请陈望富吃饭商谈的就是抢劫手枪之事？专案组诸君都意识到，看来，要会会这位金哥。
对于警方来说，查找金哥的下落不算难事，只要找到那个姓袁的姑娘就行了。10月22日，袁冬玲被管段派出所传唤，去了才知道原来是专案组刑警找她问话。她承认正在跟金哥处朋友，将其了解的金哥的情况和盘托出——
金哥名叫金锁定，今年二十九岁，父亲是汉族，母亲是朝鲜族。金锁定并没有当过伪满警察，跟日本人也没有什么牵连。当过伪满警察并与日本特务机关有联系的是其胞兄金锁城，早在抗战胜利后就被处决了。金锁定家境优越，书读得比较多，有高中毕业文凭，先后在银行、商行、旧政府、医院干过，还给苏军当过一段时间的翻译，但每一行干的时间都不长。
1952年前后，他结交了五六个黑道人物。那些家伙不是善主儿，一个个都比狐狸还狡猾。为了让金锁定掏钱供他们挥霍，他们故意在江湖上把金哥的名头抬出来，为其凭空编造出许多“辉煌事迹”。这样一来，道上都把金哥吹得神乎其神，甚至在警方那里都榜上有名，可要认真查起来，却找不到他的什么劣迹。
金哥有过一次婚姻，但1948年长春解放时，他的新婚老婆被人拐走了。目前他是单身，当然，他身边从来没少过女人。最近，他正跟袁冬玲处朋友，两人谈得还不错，因此他把自己以往的情况跟袁冬玲说了不少。袁冬玲告诉刑警，她已经决定嫁给金哥。
刑警在婚恋问题上没有发言权，他们关心的是金锁定的下落。对此，袁冬玲却说不上来，她说自己没去过对方家。那么，平时二人怎么联系呢？袁冬玲说金哥家有电话。
有电话号码就好办了，刑警很快从邮电局查到金家的地址，作了一番布置。然后，让袁冬玲打了个电话把金锁定叫出来，顺利拿下。当场搜身，身上没带枪。把人带到分局后，刑警讯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那两支手枪呢？”
金锁定说在他卧室的写字台抽斗里放着呢。刑警立马驱车前往金家，那年月，警察执法通常连工作证也无须出示，搜查证当然就更不用了。打开卧室抽斗一看，果然放着两支手枪。可是，一拿起来怎么这样轻呢？再仔细一看，竟是两支制作得几可乱真的玩具手枪！刑警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是案犯事先准备好的，以防警方发现他有手枪，凭此可以蒙混过关。随即，刑警对金家进行全面搜查，却什么可疑物品都没有发现，更别说手枪了。
返回分局再审，金锁定解释说他就是用这两支假枪吓退丐帮诸老大的。他根本没有手枪，也知道非法持枪是要被政府惩办的，哪儿敢弄枪呢？而且，他绝对是良民一个，凡是政府不让做的事儿，他都不会去做。至于黑道上的传闻，那纯是人家拿他开涮。刑警问：“你跟‘黑手’在‘六合楼’吃饭，有这事儿吗？”
金锁定坦然承认：“有。可我以前不认识他，更不知道他是逃犯。这家伙来到长春后，找了个以前熟识的道上朋友，让人家给我捎话，说他是远道而来，特地拜访，不为别的，就为当面一见。我这个人虚荣心强，人家这么抬举我，不见个面说不过去，就在‘六合楼’请他吃了顿便饭。”
“聊到过，他对长春很熟，所以我也没多说。临末他向我借钱，我就给了他三十元，然后就分手了。”
专案组对金锁定的情况以及他跟“黑手”陈望富的接触情况进行了调查，10月23日晚，几人汇总结果，初步得出结论：金锁定的供述内容属实，这人跟“友好旅馆”抢劫案没有关系。
如此，就只好另辟途径开展侦查了。次日上午，一干刑警刚刚集中一处准备研究案情，忽然传来消息，长春区发生一起持枪抢劫案！跟着，市局的电话也打过来了，指令专案组前往现场参与勘查，如果该案作案人即是在“友好旅馆”抢劫松江公安处民警手枪的那伙案犯，应串案并侦。
这起抢劫案发生的时间似乎不合黑道作案常规，竟是在上午八点过后发生的。苦主名叫耿连忠，是个三轮车工人；其妻庄秀凤无业，照料子女从事家务之余，在自家门口摆个摊头，出售香烟火柴等小杂货。这对夫妇一共生了五个子女，这在如今的城市里是不可思议的，但在1955年时并不少见。当时政府主张“人多力量大”，号召百姓多生多育，生三个孩子以上的还被授予“光荣妈妈”称号，享受育儿津贴。不过，生五个孩子，毕竟吃饭的嘴多，像耿家这样的，经济压力是比较重的，这对夫妇的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的。好在，近日他家获得了一份意外之财——
那是七八天前，有一对归国探亲的华侨夫妇和在长春的亲戚大大小小六七口去百货大楼购物，这华侨自己也带着一个三岁男孩儿，属龙的，乳名就叫龙儿。到了百货大楼，一干人挤在柜台前挑选绒线，一不留神龙儿溜开了。孩子走没多远，遇见一个职业拐卖儿童的河南男子，见龙儿独自一个走来走去，寻思机会来了，当下便上前施展“拍花”手段，一瞬间就把龙儿麻倒，抱起就走。大人发现龙儿不见了，自是着急，于是分头寻找，华侨夫妇更是急得扯开嗓门大叫“龙儿”。有顾客曾经在楼梯上遇见一个男子抱着一个男孩儿下楼，过来一说，大伙儿情知不好，赶紧出门寻找，哪里还有那小宝贝的影子？华侨太太当场哭倒在地。百货大楼的工作人员弄清情况后，建议家属立马去派出所报案。
一行人心急火燎赶到派出所，没想到龙儿竟在那里，只是陷入了沉睡状态，呼之不醒，民警正打电话叫救护车呢！
原来，那男子抱着孩子出了百货大楼，生怕家属追赶，看见马路对面有辆空三轮车，立刻叫停。骑三轮车的正是耿连忠。耿连忠干这一行已经十八年了，可谓见多识广，当下心里便起了疑。这男子上车后就慌慌张张让去火车站，而且要快，却什么行李都没带；再瞧这孩子昏昏沉沉的样子，像是遭了“拍花”。去火车站是要经过派出所的，耿连忠马上作出决定，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拐进派出所院里再说！
到了派出所大门口，三轮车刚停下，那男子立刻意识到大事不妙，惊叫一声，放下龙儿跳下车就逃，转眼工夫就消失在人群里了。好在孩子给截下了，派出所民警断定这是一起拐童案，立刻打电话向分局报告。见龙儿沉睡不醒，接着又联系医院。就在这时，一干家属哭哭啼啼赶来报案了。
华侨夫妇听民警介绍了情况，拉着耿连忠的手再三称谢，还拿出一千元钞票硬塞给老耿。那个年代，一千元人民币对于耿连忠这样的家庭来说是一笔巨款了。当时社会上像耿连忠这样家境的市民有的是，新社会提倡劳动光荣、自食其力，又断绝了炒股票、私人开公司等投资途径，所以不管老百姓还是当官的，基本没有发横财的机会，除非遇到继承海外遗产之类的奇迹。按照1955年的物价水平，一千元钞票可以在长春市内买一套可供一家五口居住的半新房屋。
这事儿如若放到现在，而且涉及“一套房子”这样的敏感词汇，很有可能被新闻媒体捕捉去，互联网当然更是不消说。但那时候的新闻界不可能捕捉这种新闻，新社会提倡的是做了好事不留名，当无名英雄，收受好处而且一下子收了一千元，那不但不叫做好事，还有“不劳而获”之嫌。因此，长春市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还没有问世）定然不会予以关注。
不过，正规渠道不报道，不等于社会上就不传播了。甚至正是因为没有正面报道，坊间传播得反而更加起劲。这种“路边社”的新闻更容易发酵，每个参与者都自由发挥想象力，不断添油加醋，经过数轮茶余饭后的扩散，传到这起持枪抢劫案的作案者耳朵里的时候，一千元已经变成了三千元，那诱惑力自然也就更强了。
这天上午，耿连忠与往常一样，吃过早饭就蹬着三轮车出去了。然后，三个已读书的子女也去上学了，留下两个学龄前的孩子跟着女主人庄秀凤在家里。庄秀凤收拾了饭桌，把锅碗瓢盆什么的都洗干净，正准备在家门口摆小摊头时，突然来了五个男子。其中三个直接进了门，两个留在门口。为首那个掏出一把糖果递给两个孩子，由另一个男子哄着带进厨房。
这些人不请自入，而且视她这个女主人如空气一般，尽管给了孩子糖果，仿佛表示了一些善意，但庄秀凤还是有些生气，毕竟这是自己家呀。刚要开口询问，只见为首者把手伸进了那件黑色列宁装的衣袋，再掏出来的时候，手里已然握着一支手枪！
庄秀凤蓦地一惊，还没来得及叫出声，背后有人捂住了她的嘴，同时，后腰被一样物件顶得生疼，显然也是手枪。为首的男子说话倒是很和善，就像公私合营伊始在商店里亲自站柜台接待顾客的资方代理人：“大嫂，千万别激动，否则今天大家都不好收场。我们把你放开，但你也别喊叫，行吗？”
庄秀凤知道这个时候要是乱喊乱叫，惹恼了这伙人，不但自己危险，孩子怕是也要受牵连，只得连连点头。待后面的人松开了手，她喘了口气：“您……几位要干什么？”
庄秀凤脱口而出：“哪有三千元啊！只不过才……”待意识到说走了嘴，已经来不及了。
庄秀凤只是摇头。为首的那个又开腔了，可能是怕吓着了孩子，语调依旧比较平和：“大嫂如果不交，那我们只好搜一搜。弟兄们手脚都比较重，可能会损坏你们的家具，请大嫂千万别见怪。”说着，冲周围几个人一努嘴，“那咱们就自个儿动手吧。”
庄秀凤打开柜子，里面只有一千元。案犯不信，庄秀凤再三解释无效，他们干脆自己动手搜查。所有上锁和不上锁的橱柜箱笼都一一打开，里面的东西全部翻出来，当然不可能搜出传说中的另外两千元，折腾一通，案犯只好作罢。临走时，为首者对庄秀凤说：“大嫂，报不报案随您便，报了案公安也抓不着我们，不信，走着瞧！”
专案组刑警赶到耿家时，分局刑警队的人已经先到一步。专案组一干刑警一到，大伙儿立刻分头行动，勘查的勘查，跟苦主谈话的谈话，还有几个访查众邻居。从现场提取到的指纹、脚印以及苦主、邻居对那伙案犯外貌的描述，足以表明他们就是在“友好旅馆”向松江民警下手的家伙。
于是，根据市局指令，这起抢劫案与“友好旅馆”抢枪案串案并侦。区分局刑警队调了三名刑警景小泰、李金发、黄河帆参加专案侦查，专案组负责人不变，仍是郭鼎和莫铁星。
当天下午，专案组开会分析案情。之前曾疑惑案犯抢劫松江公安处民警的佩枪是否是因为他们之间有什么过节，现在，根据刚刚发生的这起抢劫案判断，案犯抢劫松江民警的佩枪，其动机纯粹是为了获得武器后实施更加严重的犯罪，他们之间并无瓜葛。如此一来，大伙儿都暗暗松了一口气，这就不需要大老远的跑到松江去外调了。
继续往下分析，第一个需要厘清的问题是，案犯把住在“友好旅馆”的两位松江民警作为目标，是偶然决定的呢，还是事先有预谋？如果是前者，即他们本打算到“友好旅馆”随机挑选旅客作为目标实施抢劫，刚巧注意到两位携枪警察下榻于此，于是临时改变计划，向公安人员下手，那么，调查起来就有点儿无从下手；如果是后者，即他们事先知道两位公安人员的行踪，就是奔着抢枪去的，那么他们是如何选中该目标的就是一条可以追查的线索了。
另一个需要厘清的问题是，案犯对耿家下手之前，当然需要对耿家成员的日常活动规律有个了解，如果不择时段想上门就上门的话，耿家全家大小七口，案犯就不得不考虑一下是否控制得住局面。耿家的住所面对着大街，左右邻居就隔着一道墙，一旦有什么异样动静惊动了邻居，别说案犯有两支手枪了，就是有一挺机枪也没用。那么，案犯是通过什么手段对耿家进行踩点的？调查清楚这个情况，也许就可以摸到案犯的蛛丝马迹。
还有一件事，就是要以专案组的名义向领导递交一份紧急报告——鉴于案犯有枪，而且作案目的比较明确，那就得提防他们持枪抢劫银行或者去银行存取款的客户，建议市局迅速通知各银行（储蓄所），并安排相关地段的辖区派出所加强巡逻防范。
会议结束，众刑警随即根据分工各自开展工作。刑警关思和、腾海飞去了“友好旅馆”，调阅了旅客住宿登记本，重点是抢枪案发生前几天入住该旅馆的旅客，并跟旅馆服务员个别交谈，询问这些旅客中有没有表现异常给服务员留下深刻印象的。问了一圈，没人能提供什么有价值的线索，那些入住的旅客也都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即使是持永吉县供销社介绍信登记入住的案犯“柳明贵”，如果不是前台服务员郝秋水偶然记住的那个片段激活了大伙儿的记忆神经，恐怕也没人会留意。
关思和、腾海飞只好把旅客的登记资料全部抄录下来带回分局，根据上面留下的单位联系方式挨个儿打长途电话询问。其时已是下班时间，有一半电话无法接通，另一半因为有留守的值班人员，倒是有人接听，不过问下来，都证实那些要了解的旅客确是因公到长春出差，本人经济条件一般，出差时并未携带大额现钞（当时的财务制度规定不能这样做，即使真的需要也必须使用支票）。
次日，关思和、腾海飞又用了大半天时间，跟昨晚没有联系上的那些单位打电话核实，此外，登记本上还有三个持派出所证明（那个年代要住旅馆，如果没有单位介绍信，就需要户籍地派出所开证明）入住的旅客，他们就给当地的管段派出所打电话。这番工作直到下午两点多才完成，一一核对下来，案犯“柳明贵”住进“友好旅馆”之前五天入住该旅馆的五十三名旅客，均系寻常工薪阶层，身上携带的现金都不超过百元（这个数额在1955年时已经算是一笔不小的款项了）。
另一路刑警负责调查案犯对耿家进行踩点的情况。这一路的工作量较前一路要大得多，所以一下子扑上去六名刑警。耿家东南西北方圆一里内的居民住家、商铺工厂、过往路人，均被纳入调查范围，这项工作持续了将近一天半，可是，到10月25日傍晚结束调查时，却未获得有价值的线索。所谓可疑对象倒是有一些的，不过都经不起推敲，无法追查下去。
晚上，专案组刑警集中起来汇总情况，对于两路调查结果都觉得很不满意。第一路对“友好旅馆”的调查倒也罢了，看来案犯确实是随机选择了该旅馆，想撞得着大鱼就吃大鱼，撞不着那小鱼小蟹也是好的，总之是贯彻“贼不走空”的原则。第二路的调查结果就使人想不通了，根据案犯作案时选择的时间节点来判断，显然，他们很清楚耿家什么时候人最少。案犯事先踩点那是肯定的，估计出动的可能还不止一两个人。既然踩点，人就要露面，甚至还可能对耿家人进行短距离的跟踪，那为什么竟然没人留意到呢？
议来议去，有人想到了一点疏漏——在耿家调查时，耿连忠出车没在家，因此，专案组尚未跟耿家男主人就此事接触过。专案组长郭鼎说，这边的会继续开下去，腾海飞、张斯勇二位同志辛苦再跑一趟耿家，这会儿老耿应该已经下班回家了，去找他聊聊，看他能否提供什么情况。腾、张这一去，果然没有白跑——
这天，耿连忠出车回来得晚了些，倒不是因为生意好，而是家里来了强盗，把他刚刚得到的人生第一笔也可能是唯一的一笔巨款给抢去了，心里非常郁闷。这天出车时，他脑子里一直想着这事，后悔不该不听老婆的建议把钱钞存到银行里去。越想越是沮丧，下午四点过后，他干脆不载客了，去了发小胡金蒙家。老胡见他满脸愁容不禁诧异，说老弟你刚刚发了一笔大财，应该高兴才是啊，怎么这副模样呢？耿连忠就把强盗登门之事一五一十说了一遍，越说越后悔，最后眼泪都快下来了。胡金蒙自是好言安慰，说既然如此，老弟你就别急着走了，就在我这儿吃晚饭吧，叫你嫂子弄几个菜，咱哥儿俩喝点儿小酒，好好唠唠。
要说胡金蒙也就不过一个普通工人，文化水平跟耿连忠一样，连小学四年级都没读完。可是，他空闲时喜欢阅读，报刊书籍来者不拒，有啥看啥。看得多了，也就比较明白事理。他开导耿连忠说，摊上这事儿，你也不必沮丧，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别再后悔了，即使那笔款子拿到手后你立刻存进银行，结果也是一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想想，存了钱，总有一纸存单或者存折吧？你把它放在哪里？还不是放在家里。强盗登门抢劫，搜不到钱，但会搜到存折，那还不是照样拿走（那时银行的存取款手续没有如今这般严格，既没有密码，也没有规定必须是本人，凭户口本就行）？他们赶在报案前去银行把款子提出来，那不是一样的吗？
如此这般说了一阵，耿连忠心里渐渐就觉得好过些了。回到家，见刑警登门，耿连忠连忙沏茶递烟。张斯勇掏出一包香烟放在桌上，说老耿茶喝你的，烟就抽我的吧。三人边喝茶抽烟，边貌似随意地聊天。其实刑警是有备而来，聊着聊着就把话题往案犯踩点上引。耿连忠说贼人踩点我知道，我蹬了十几年三轮车，解放前解放后都载过踩点的家伙，看他们那副样子我就可以估摸个八九不离十。他们跟一般乘客不一样，第一是无论怎样装扮，都掩不住一副骨子里的歹人相，说话、看人都特别小心；第二，他们出手很大方，本来五六毛的车钱，通常都会掏个一块两块的……说到这里，老耿忽然抬手拍击自己的额头：“哎，我想起来了……”
耿连忠想起来的内容对于刑警来说简直是喜出望外。在抢劫案发生的头一天午前，他蹬着空车经过大同巷的时候，在一座木牌楼下被人唤住。那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女子，身高体胖，腰身浑如水桶，大饼脸，牛眼睛，双下巴，留着长波浪卷发，穿枣红色小羊皮单夹克和藏青色劳动布裤子，说话声音倒是比较温婉。上车后，耿连忠问她去哪里，她说也没想去哪里，就往前吧，心里不痛快，只想兜兜风，车钱嘛，一小时我付你五元钱，先付一小时，说着递过一张五元纸币。耿连忠窃喜，一小时给五元，那已经远远超过他平时一天的收入了，而且，既然兜风，那慢慢蹬就是，也不吃力。
当时耿连忠并没有注意到，现在回想起来，才觉得其实这个女子并未像她所说的那样“心里不痛快”。她上车后话很多，所说的内容如果不是因为她这身装束，甚至会让人怀疑她是不是区里或者市里哪个机关派下来对三轮车工人的生活现状进行摸底暗查的公家人。她问耿连忠如今建国已经五年了，您的工作、生活状况如何？家住哪个区？有几间房？是自己的还是租的？家里有几口人？爱人有没有工作？为什么不出去工作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平时你们全家是怎么生活的？孩子的学校离家远不远？等等。
耿连忠在前面慢悠悠地蹬着车，她坐在后面不紧不慢地问，因为那声音很好听，耿连忠暂时也就把那副尊容忘记了，老老实实地详尽回答。临末那女子说，师傅我跟您唠了一阵心情好多了，您就送我回去吧。耿连忠就把三轮车往大同巷蹬，还是在那座木牌楼前停下。老耿没有表，也不知道这一趟兜了多少时间，估摸可能不到一个小时，正想着是不是要退还一两元钱的时候，对方又递过一张五元纸币，说师傅虽然没到一个小时，不过跟您聊得挺开心的，这五元钱是我额外感谢您的，请您收下。
发了点儿小财，老耿自是高兴，寻思这个月怎么啦，大财小财连着光顾，是不是哪路菩萨对我特别关照啊！老耿信佛，初一十五去寺庙烧香那是雷打不动的，暗忖最近要不要抽个时间去给菩萨加烧一炷香。可是，次日家里就遭劫了，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腾海飞、张斯勇这才恍然，怪不得之前调查了那么多群众都未能查摸到一丁点儿线索，原来人家压根儿没有来现场踩过点，而是花了十元钞票，轻而易举地了解到了踩点也不一定能弄清楚的情况。腾、张二位也算是经验丰富的老刑警了，可是这种法子别说碰了，连听也没听说过。看来，“黑手”一伙案犯还真有两下子，寻常盗贼跟他们还真没法儿比。
腾海飞想到了一个问题：“老耿师傅，我还想问一下，您在载那个女子之前还载过其他乘客吗？”
耿连忠想了想：“我在德昌胡同拉了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小伙子，他上车后说去大同巷木牌楼。到了地方小伙子刚下车，那个女子不知从哪里突然冒出来了……”
两个刑警听着，互相交换了一个眼色——看来，这小伙子也是案犯中的一个，他是故意把老耿引到木牌楼，好让事先已经等候在那里的女子上车。
专案组认为这是一条有价值的线日，全组刑警出动，赶到大同巷，以木牌楼为中心，在方圆一公里区域内搜寻那个具有明显特征的胖女人的线索。半天下来，询问了上百名群众，没有一个人见过符合查访条件的女子。中午，一干刑警在附近一家小饭店汇总情况，正有些泄气的时候，居委会主任姚大嫂来了：“同志们在这里啊，你们要找的那个对象有人见过！”
专案组长郭鼎和刑警景小泰跟着姚大嫂来到居委会，见到了报告此事的康姓居民。据她说，她家那个大院一共住着四户人家，上月有一户因工作调动搬离了。过了一个星期，搬来了一个女人，三十来岁，烫着长波浪发式，胖胖的，姓崔，听说她丈夫是部队上的军官，不过谁也没见过她丈夫，她也没有在门口挂“军属光荣”的牌牌。
这个女人在哪里工作呢？这个，康大嫂说不上来了。旁边姚大嫂倒是知道，说好像是汽车配件厂食堂的炊事员。至于耿连忠描述的枣红色皮夹克和劳动布裤子，姚大嫂说，这个崔姓女人从不来居委会，上下班也不从自家门前经过，平时难得见她一次，没有这个印象。康大嫂则说，她倒是天天跟对方照面的，只是不记得她穿过这等式样的衣服。
接下来，刑警去汽车配件厂调查，得知该女子名叫崔姬霞，确是食堂的炊事员。汽车配件厂是三班制，食堂炊事员也上三班。刑警了解下来，得知23日崔姬霞上的是夜班，次日即24日上午七点半下的班。所以，这天白天她应该有时间乘坐老耿的三轮车。刑警把崔姬霞的照片拿去让耿连忠辨认，老耿一看就断定：“就是这个女人！”
如此，崔姬霞的嫌疑大幅度上升，专案组决定当面跟她接触。这天轮到崔姬霞上中班，开晚饭时，食堂负责人通知她去一趟厂部。崔姬霞觉得奇怪，问都下班了，厂部找吗？负责人说不清楚，电话里就是这么说的，你去一下就知道了嘛。崔姬霞于是直奔厂部，一进门就被请进了保卫科办公室。
刑警问崔姬霞24日的活动情况，她满脸困惑地回答说记不清楚了，接着又补充：“我这个人记性差，别说两三天前的事儿了，当天上午的事情下午就忘记了也是常有的。”
继续谈下去，刑警终于明白可能是错疑对象了——崔姬霞似乎意识到自己遇上了麻烦事儿，记性变得好起来了，忽然回忆起她那天上午下班后去了医院，因为看病的人多，排了几趟队，配好药回到家时已是十一点多了。为了证明她没有说谎，崔姬霞要求刑警跟厂医务室核实，她那天早上下班时是去医务室开了看病的特约单的。
这个容易，保卫科长立马往医务室打电话，值班厂医查了特约单存根，崔姬霞说的是事实。可是，开了特约单并不等于去医院看过病了，而且，即使医院里有崔姬霞看病、化验和配药的记录，也不能证明去看病的就一定是她本人。不过刑警没从这方面提出质疑，因为崔姬霞接下来的解释，让刑警找到了线.匪首与情妇
崔姬霞有个嫡亲妹妹，名叫崔姬艳，比她小一岁。崔姬艳的人生经历可比她那炊事员姐姐丰富多了，早在十二岁时，就被一个日本太太看中当了人家的干女儿。她的干爹山本上尉是日军特高课的军官，奉命化装中国百姓潜入抗联地盘侦察时了。山本死后，日本太太打算带着干女儿回国，崔姬艳寻思干爹已死，这日本干妈今后没甚进账了，就拒绝了。
这年她已经十六岁了，亲生母亲早殁，亲爹是酒鬼烟鬼兼赌鬼，从来不管她。于是，她就自作主张跟了一个叫关思捷的伪满警官。三年后，抗战胜利，关思捷不知去向。崔氏姐妹那“三鬼”老爸其时已经去世，姐妹俩遂把祖屋出让，所得钱钞二一添作五。崔姬艳用她的那份钱钞当本钱做起了生意。这些年来的经历让她老于世故，生意做得还不错，到长春解放时，她已经是一个拥有两家不大不小店铺的老板了。
然后，厄运就来了。那个姘头警官关思捷前几年逃进了关内，不知通过什么关系搭上了“保密局”那条线年春，关思捷奉命潜回长春收集情报，他打听到崔姬艳已经做了老板，而且还是单身，于是就来找她，没有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只说是在天津做生意，这次来长春是为了采购人参。崔姬艳信以为真，留其住宿，每日酒食款待。关思捷到长春来是单枪匹马，生怕被熟人认出来报告民主政府，所以基本不出门，一直躲在崔姬艳屋里，要见什么人，要打听什么事儿，都让崔姬艳出面。在长春待了十天，关思捷完成了使命，第十一天头上告别崔姬艳，欲返回关内。哪知，还没离开长春就被公安局逮捕了，崔姬艳也跟着折进了局子。
这起特务案审理下来，关思捷被判了死刑执行枪决，崔姬艳属于“不知情的从犯”，被从轻发落，只判了三年徒刑。不过，她的两家店铺都给政府没收了。1952年4月，崔姬艳刑满释放，生活没有着落，靠姐姐崔姬霞和一些朋友的周济为生。去年11月，她总算开了一家小杂货店，却不肯好好经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她结交的杂七杂八的朋友众多，常常要跟人家吃喝玩乐厮混，哪有工夫照顾生意？
崔氏姐妹俩的关系倒是处得不错，崔姬霞对这个比她小一岁的不成器的妹妹一向关爱有加。她嫁了个军官，常年驻防河北，每年一次探亲假。平时崔姬霞是一个人过日子，这正好便于崔姬艳时不时来蹭饭，有时姐妹俩聊得晚了，崔姬艳就住在姐姐家。姐姐对妹妹很是信任，为方便妹妹出入，还给她配了一把家门钥匙。24日那天，崔姬霞下班后去医院看病，中午回到家里时，妹妹已经来了，还烧了几个她喜欢吃的菜肴。那天崔姬艳穿的就是枣红色羊皮夹克和藏青色的劳动布裤子，那头长波浪是一周前姐妹俩结伴去理发店一起烫的。
找崔姬艳让刑警费了些工夫。先是去她的住所，门上挂着锁，问邻居，都说这两天没看见她回过家。又去附近她开的那家小杂货店，也关门打烊，邻居说至少两三天没见她露过面了。两个地方接连扑空，刑警有些紧张，这个女子会不会被“黑手”灭口了？再回去找崔姬霞，问她们姐妹俩在长春有些什么亲朋好友，然后连夜按照崔姬霞提供的地址一户户找上门去，一直忙到午夜过后，也没打听到崔姬艳的消息。
第二天，专案组继续寻找崔姬艳的行踪。崔姬霞想起来，一个名叫梅老棒的男子曾跟崔姬艳处过朋友，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可是，后来还是吹了，据说是因为有人悄悄向梅老棒透露崔姬艳至少跟一打以上的异性朋友厮混过。梅老棒本人虽说也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可是用他自己的说法是，“解放后已经脱胎换骨了”，容不得崔姬艳乱来，一怒之下就跟她断了来往。崔姬霞告诉刑警，当时她妹妹挺伤心的，向她哭诉了好几回。
刑警按照崔姬霞提供的地址找到了梅老棒。这主儿三十四五岁样子，原以为是一个粗鲁汉子，见面才知道，竟是衣冠楚楚的一个斯文人，是剧团的专业编剧。听刑警说明来意，他很爽快地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他所知道的崔姬艳的那些异姓朋友的姓名，部分还有单位和大致地址。刑警据此又查访了一天多，于10月28日夜间在宽城子区马尾胡同一个姓丁的单身男子家找到了崔姬艳，当即把两人带往分局。
“黑手”落网后交代说，他跟崔姬艳的交往，肉体关系仅仅是其中一个目的，而且不是主要目的。那么主要目的是什么呢？他是想建立“关系户”，因为他知道，像他这样的流窜犯，必须狡兔三窟，准备多个藏身点，以便作下大案后躲藏。既然已经跟崔姬艳建立了“关系”，就没必要长期泡在她那里了，于是就来了个不辞而别。
来到长春后，他在崔姬艳那里待的时间最多，因为崔的住处有前后两道门，后门外是一片空地，没有邻居。他从后门出入，比较隐蔽，不用担心被邻居瞅在眼里，七嘴八舌传开去，万一传到居委会干部耳朵里，那就会向派出所反映，户籍警就要登门盘查了。那样一来，永吉县供销社“因公出差”的证明只怕就没有用了，不说为何不去住旅馆却住在一个单身女人家里，单单因为没去派出所报临时户口就可以拘他。
不过，跟崔姬艳处得稍长，“黑手”就感觉到这个女人具有一种潜在的危险。怎么说呢？像崔姬艳这样的货色，人生信条就一个字——财。当然，这一点“黑手”是知晓的，否则他也勾搭不上她，“黑手”自己也天天在想发财，而且是发大财。问题是崔姬艳比自己还贪得无厌，那就不妙了，说不定什么时候，为了钱也会出卖他陈望富。(花上3块钱，尽情阅读精彩内容，你必将受益匪浅)